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逻辑

  警惕“双碳”盲动，保持政治战略定力

  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着力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全国范围内已形成积极落实“双碳”目标的良好氛围，但依然存在很多认识误区，出现了一些不尊重经济规律、盲目行动的异化现象。

  作为新鲜事物，对“双碳”理解可谓百家争鸣，一些认知误区导致行动“过”或“不及”。有的地方搞“碳冲锋”，有的搞“运动式”减碳，前段时间一些地方的拉闸限电凸显了“双碳”的实现逻辑尚待明晰。一些地区以减碳结果为导向，只看数据变化，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安全，简单粗暴地采取拉闸限电等行政手段减碳。还有的地区认为碳达峰之前还有排放空间，加快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缺乏行动的自觉性和政治站位。甚至有一些地区空喊口号，没有行动；或是做表面文章，不改变发展范式，仍延续现有生产生活方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用全球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是一场执政能力的大考。因此，政策驱动碳达峰碳中和必须首先明确方向性问题，解决好“立什么”、“破什么”的问题，既要避免“攀高峰”、“搭便车”的观望态度、侥幸心理，也要防止阻碍经济发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无米之炊”。

  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碳达峰碳中和不只是一个能源替代和技术创新问题，而是需要经济社会系统性的全面变革。要从根本上确立减碳降碳是一种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的理念，碳达峰碳中和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设定的众多目标之一，“双碳”行动必须保障碳达峰碳中和全局目标的有效衔接，要聚焦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基础性领域和方向，强化战略思维，谋定而后动。不仅要切实落实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而且要严格防控政策风险，安全降碳。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的同时，推进“双碳”战略要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社会民生、成本投入等诸多因素，处理好发展与减排、发展与安全、短期与长期、减污与降碳的关系。各级党委政府要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大意义，尤其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要有打耐力战和持久战的准备。

  明晰“双碳”路径，有序推动能源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问题，能源转型是全社会推进“双碳”战略的重点，核心是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电力系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虽然来自国际上的退煤压力与日俱增，但碳达峰碳中和绝不是简单的退煤，无论是何种技术路线，如果不满足经济可担、技术可靠、商业可行的约束条件，就难以成为主流脱碳化手段。对于中国来说，特别需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的可接受能力和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

  今年多地经历的煤荒、电荒使得煤炭的主体地位被再次确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这是基于中国能源资源禀赋作出的正确判断。虽然近些年来中国控制能源消费数量和煤炭消费总量成效显著，但化石能源仍在稳定可靠能源供给、保持实体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也意味着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加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的优化组合，这表明两者之间应该是互补关系。可再生能源电力干净清洁但供给不稳定，煤电虽然“不干净”但可以稳定输出。这两者在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就是安全、稳定供应的问题。未来煤电机组将为清洁能源让出更多电量空间，逐渐由主力供电转向凭借其可靠性和可控性作为服务电源，更大幅度参与调峰，以及作为备份电源来保障电力供给稳定和电网安全。但现阶段，一味地、一刀切地去煤化、去煤电化将对能源电力安全可靠稳定供应带来较大影响。

  中国在发展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上具备得天独厚的基础，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具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特点，大规模并网给电力系统带来了稳定性和可靠性挑战。在新能源储能技术和应用还未实现规模化的今天，解决因气候、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缺位问题，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好传统能源的调峰作用。

  调整“双控”制度，释放更多增长动能

  在当前能源消费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以能耗总量作为考核对象意味着限制经济发展速度。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在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不是单纯降低能耗，要降低的也只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而不是总能耗。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以控制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为目标，谋划以碳生产率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动力。

  受疫情后经济增长恢复的影响，预计2021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将达近年新高，给能耗“双控”工作带来较大的压力。为了完成“双控”任务，一些省份开始采取限电、限产等见效最快的措施，铝材、金属、化工等多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临限产压力，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对能源低碳转型造成不利影响。

  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意味着未来考核的“指挥棒”将发生变化。原来考核能源消费总量，未来要看能源来源和消费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并未与能源消费脱钩，能源总量控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降碳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理念有惯性，更重视通过传统发展模式做大分母，转型动力不足。所以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一要求，将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插上翅膀，将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尤其是资源禀赋比较好的地区的经济发展。

  虽然能耗“双控”对于控制碳排放贡献明显，但能耗“双控”和碳排放“双控”并不能划等号。能耗“双控”的核心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根本目的是促进高质量发展。能耗“双控”虽然在执行上更加直接、简便，但并没有反映不同能源的单位能耗排放强度的差异。碳排放“双控”的着眼点是低碳发展，将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表征碳排放不是经济增长的约束，减碳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这种调整不表明能耗“双控”制度不重要，毕竟光伏、风电等也存在设备投入等成本，也要占用土地等资源，节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永远处于优先位置。